大运河遗产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作者 : 赵云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大运河以其3000多公里的历史遗产,讲述着2500年的中国故事,是拥有历史与现实交融品质的超大型文化资源,在展示古代中国、滋养现代中国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21世纪以来,围绕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申报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及其沿线地区发展,在中国8省(市)超过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亿多人民的直接参与或关注中,述说了“中国大运河”传奇。

京杭大运河摄影

1 大运河简介

“大运河”,可顾名思义地解读为规模宏大的、以长距离运输为目的的人工河道系统。目前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共有31个组成部分,共包括27段河道和58个遗产点。其中包括隋唐时期的仓窖,元代建设的相关水工设施,例如水闸、水坝,还有经过考证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具有航运功能的河道。目前部分河道除景观性功能,仍具有旅游通航的用途。历史长达千年的河道到今天依旧进行着重型货物的运输,这是非常可贵的。

大运河世界遗产的构成

大运河相关遗存掠影

与《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其它运河相比(如法国米迪运河和阿姆斯特丹运河),欧美运河遗产均为工业革命时期的水利规划与工程技术典范。它们基本都修建于17 ~19 世纪,由于能源动力和建筑材料的革命性突破,使得建造大型船闸、大坝成为可能。可以说,此类运河更多是欧美同一技术体系之下运河建造的不同特点的体现。与之相比,中国大运河则是在农业文明的体系下而建立的庞大运河系统,反映了工业革命开始之前水利工程的早期技术成就。国际上也有专门的国际运河古迹遗址名录文献,大运河被记录为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

《世界遗产名录》中的运河类遗产比较研究

2 大运河申遗工作回顾

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始于2000年左右的南水北调工程,工程涉及到较多大运河段,葛承雍先生提出“大运河是文化遗产,应当作为文物古迹来保护”的观点;“运河三老”——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给大运河沿线的市长们致信呼吁保护和开展申遗工作;舒乙领签的58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保护大运河的提案等等,在全社会引起对运河保护的广泛关注,并形成申遗舆情。

从2003年张廷晧院长组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业团队开展大运河整体保护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开始,到2014年成功申遗,11年的大运河的申遗工作经历了三大阶段:2003-2006年为预备阶段,启动相关运河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引起社会关注,运河文物的遗产价值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2007-2009年为全面启动阶段,通过开展运河遗产调查、编制市级及省级运河遗产管理保护规划,开展配合申遗需要的考古发掘等工作,我国逐渐明确了“中国大运河”概念。2008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会议,则标志着大运河申遗工作进入全面启动阶段,大运河申遗也从国家文物局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2010-2014年为加速推进阶段,围绕2014年申遗的目标编制国家级的运河保护管理总体规划,编制申遗文本和世界遗产管理规划。

相关省市的文物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高效率推进,不断满足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各项要求,并圆满接受了国际组织的专家考察。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申遗现场(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

申遗工作开展早期,大运河沿线遗产状况较差、管理体制复杂。申遗工作小组据此提出“整体保护、部分申遗”的策略:在规划层面对大运河全线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申遗层面选取了大约1/3的河段和遗产点来进行申遗工作。虽然2014年申遗取得了成功,但“部分申遗”的结果对遗产保护从业人员来说还是心存遗憾的,大家希望大运河能够以更加整体、更高级别的状态列入世界遗产。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批准列入时也提出了类似的决议:“考虑建立大运河连续缓冲区的可能性,此类缓冲区可实行较低层级的管控措施,这样既能说明大运河功能连续性价值,也能引导当地民众尊重其价值。”

中国大运河遗产 VS大运河世界遗产 范围比较

所以2014年后的大运河保护工作,一方面遵循国内保护需求,另一方面也按照国际期待,主要以监测工作为抓手展开。具体包括年度报告、每半年的定期评估、反应性监测、舆情监测、大运河文化带文物保护利用专题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调研评估、《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情况调研评估等多种监测途径。截至2017年,工作组完成了大运河部分遗产点段缓冲区的调整,并向世界遗产常委会提交了两次保护状况报告。第42届委员会决议也对我国的大运河保护监测工作提出了赞赏:“毋庸置疑,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体量巨大、多样性以及复杂性特征,使其极具挑战。为此,缔约国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显著……最显著的成果是遗产综合监测系统,通过对数据进行持续不断地收集、集中化管理、分析和评估,为支持决策奠定了数据基础。”

回顾这“十一年长跑”的申遗工作,主要有以下四大创新点:一是规划体系创新,实现了大运河全线资源调查任务、建立了整体保护政策。二是协调机制创新,达成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共识。三是监测体系创新,全世界唯一的由国家层面主导建设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四是系列申报创新,突破了运河遗产整体申报的惯例,实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有关完整性的理论创新。

 

3 大运河的保护与管理新阶段: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我们已然迎来了一个文化需求高速增长、文化发展可以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大运河作为一张闪光的世界级文化名片,应该可以成为文化建设的绝佳切入点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点。

当前,全社会进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文化引领新阶段。2019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等文件相继出台,明确当前大运河的保护不仅是遗产本身的保护,而是在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基础上,推进沿线河道水系治理、生态环境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城乡统筹协调等多元保护传承利用机制。

依托重要文化遗产资源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既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优先选择,也是必由之路。国家文化公园选择了大运河作为它的核心遗产,是因为大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多元一体的标志。一方面其促进了古代中国的大沟通和大交流,对儒家文化、泰山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一系列多元文化的塑造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大运河在当今社会依然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长廊、经济通廊和生态走廊,是创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之源。大运河作为核心遗产在公园文化系统中具有主导地位,决定着公园的文化基因和风格。

中国大运河遗产 VS大运河文化带·国家文化公园 范围比较

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的核心遗产、其他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许多已成为习俗的、或仍在不断创造中的文化活动和生产,都可能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载体。“聚焦可持续发展主题”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论要求——关注与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遗产保护力图在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具体创新和探索方向包括由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思路转变为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思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统一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等。

国家文化公园中的文化活动和生产

核心遗产与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的其他文化特质通过资源整合、发挥最大整体价值,是国家文化公园价值实现的本质过程。“聚焦统筹保护传承利用”则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践要求。具体活化策略包括本体保护与考古研究、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文化产业创新、结合社区发展、强化城市和地区间交流合作等等。

大运河相关文化产业创新

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细则

4 小结

作为中国超大规模系列遗产的典型代表,大运河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己消逝的一个特殊的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漕运的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被保护和传承,而建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则是回应了现代的需求。

最后引用张廷晧院长在大运河工作中总结的八句原则来寄语当前的南粤古驿道保护——“寻其踪,穷其源,辨其形,索其隐,查其今,通其变,明其史,纠其因”。希望能将历史脉络与今日需求连接在一起,开展好线性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

 



Citer ce billet
Françoise Ged (2022, 15 septembre). 大运河遗产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Itinéraires culturels au Guangdong. Consulté le 13 juin 2024, à l’adresse https://doi.org/10.58079/pd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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